他们的台北记忆：名家文摘

王伟忠

多年之后，发现自己生活在台北这么久，还是有种「南部小孩」心情，很怕出糗，所以无论跟谁约，尽量都走同样的行程、作同样的事。我的固定行程是搭公交车下山，在馆前路下车、吃碗重庆南路的清真牛肉汤面、喝果汁、然后走去西门町电影街的乐声戏院前台阶上等人看电影。跟朋友约如此，跟女朋友约，也是如此。唯一差别是朋友会准时出现；女友则一定迟到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季季

对一个在台北没书桌也没收音机和音响的乡下女孩来说，在明星咖啡馆写稿的感觉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子，自由自在想象，无拘无束描摹，每次写完一篇小说走下三楼，心里总是依依不舍；而且快乐又满足。

林青霞

九岁时搬到台北县三重市淡水河边。中兴桥离我们家很近，那时最开心的是大人带我们坐着三轮车，经过中兴桥到台北吃小美冰淇淋。高中读新庄金陵女中，放学总是跟着住在台北的同学一起搭公共汽车，过中兴桥吃台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萝卜，上面浇点辣椒酱，那滚烫甜辣之味至今记得。

高爱伦

别问我再重来一次会是怎样的选择，我的答案无法用是非圈叉来决定，因为这只能以申论的方式陈述：我深深庆幸我有过这样「放掉新闻」的非专业行为，即便这可能是错的。我也深深同情后来的世风与竞争，让新闻工作变得如此嗜血，甚至把「宁可错杀，绝不可错放」当作不得不的轻率之权。

张大春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就在那儿──有三轮车行经一人高的邮筒和铁框玻璃电话亭的那个年代是其中之一。

三轮车要到一九六○年九月才会逐渐消失在台北街头。三轮车夫报缴了车，可以领三千块钱现金。最早一批车的解体仪式公开盛大，一百辆三轮儿堆挤在中山堂前的广场上，居然也有一种壮大的声势。

詹宏志

我并不常想到自己是台北人，反倒常常向别人解释自己的乡镇出身。但出身不如安身，台北可从来没有排斥我这个农村来的小楞子，没把我当成盲流，没把我当成低端人口，它给我求知机会，让我结交各地聪慧多闻朋友；它给我工作机会，提供各色各样跌跌撞撞的舞台（包括各种我不曾想象的奇缘与奇遇）……

蔡康永

白先勇老师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当中，我看得最熟的是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这些年来，我虽然看了数不清的杂七杂八的杂书。但是少年时阅读《台北人》，永远是我最奇妙的阅读经验之一。我在看其中两篇时，彷佛看到自己认识的人跑进了书里面去，演出他们的人生故事。

姚仁喜

新生南路的第二个记忆场景，是有一天爸妈都出门了，大概是超过了预期回家的时刻。大哥仁禄坐在入口玄关，巴巴地望着院子大门，就啜泣起来了。根据父母事后的描述，当他们抵家开门时，看到我们兄弟俩并肩坐在玄关，我拍着仁禄的头，一直说：「不要哭、不要怕……」现在很少有这种具有高低差的玄关了。那么简单的一个空间、一个落差，造就了一个巧妙的过度空间。那是年幼的我们，在父母不在时，能够去到的安全范围内的最边陲。那是我们最外面的「里面」，一个安全的观察所在，一个期盼、等待、内外之间的场所。